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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独立需要法官职业保障等2则

发布时间:2019-08-24 00:52:11 编辑:笔名

核心提示: 法院受理的每件案子都由具体办案法官操作,从集体嫖娼的上海法官,到被爆出索贿视频的湖南法官尹丰文,害群之马引发了众怒。

《民主与法制》2014年第2期《审判独立专题报道之三》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: 审判独立,法院准备好了吗?

法院受理的每件案子都由具体办案法官操作,从集体嫖娼的上海法官,到被爆出索贿视频的湖南法官尹丰文,害群之马引发了众怒。在公众认知中,审判独立扩张了审判权,对于法官是利好消息,公众大都要求加重监管力度,防止法官滥用审判权谋求私利,却忽视了法官职业保障。

然而,没有职业保障,法官真的都想扩张审判权吗?佛山中院正在进行的审判长负责制改革给出了不同答案:审判长组建固定的审判团队独立审判,判决无需再经合议庭以外的其他庭领导签发,审判长对案件负首要责任。审判长权力不可谓不大,但部分资深法官并没有像公众设想的那样趋之若鹜,而是主动放弃了竞选,因为权力同时也意味着付出,意味着风险。

法院案多人少的情况短期内看不到改变迹象,而法官不是办案机器,精力总归是有限的。办案数量增加,信访投诉、发改案件相应也会增多,影响信访、发改的因素很多,即便法官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,在现有的考核框架内也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,更别说有可能遭受莫兆军那样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些风险现在可以由签发文件的领导甚至是审委会来分担,审判独立后就要由办案法官独立承担。高风险往往需要用高回报来提高吸引力。然而,按照现在的工资福利标准,办不办案一个样,办多办少一个样, 拿卖白菜的钱,操卖白粉的心 。不改变考核体制,不设立相应的职务行为豁免制度,不改变工资福利标准,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,即便有司法为民的信仰做支撑,大多数身为普通人类而非圣人的法官是否全力支持审判独立,这个问题不难得到答案。

摔童案凸显少年司法制度困境

■ 重庆 张梁

近期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有关《重庆摔婴女孩未受罚引争议》一文,反映出了当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困境。重庆女孩摔童事件击破了国人内心道德认知底线,在震惊、愤怒之余,肇事者无异于罪不容恕的人间恶魔。然而遗憾的是,公众的普遍愤怒,却并不能得到法律的呼应和支持。女孩不满14周岁,按照现行刑法,不应对摔童 哪怕是故意杀人行为而承担刑责。从法律后果上,她不仅不会失去宝贵的人身自由,甚至还可以继续行使受教育权等公民权利。从理论上讲,她得不到任何来自国家强制力的现实惩罚,国家和社会所能做的,不过是对其家庭进行经济制裁,以及对其监护人及本人进行舆论施压和道德否定。

虽施恶行,却游离于法律制裁之外,这深深触痛了人们朴素的正义观,从而对现行法律产生了困惑和质疑。质疑的对象首先是刑法对于不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,其二则是不负刑事责任但替代制裁缺位的立法缺漏,其三是监护人法律责任追究不足。应该说,这些质疑都是合理质疑,并非不明就里的瞎质疑。要知道,哪怕在法学界,对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的规定,也是存在争论的。随着经济发展、生活水平提高,少年儿童心理成熟的年龄有所提前,在这种情况下,不少学者提出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。然而,根据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》规定,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不能定得太低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事责任年龄都在14周岁以上甚至更高。社会的进步,少年生理成熟的提前,的确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有力依据,但反对者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,还违背刑法的谦抑性,而且不利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。由此来看,争论双方的考量都有合理性。

其实,这只不过是少年司法中很小的一个争论,还有更多的争论。争论的广泛存在,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困境。理念困境下的立法缺位,使得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,目前的司法应对之策如同日益凸显的少年问题一样令人担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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